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胜利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长征是人民军队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也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长征的胜利，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经过80年的岁月洗礼，红军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更加凸显，对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民族的意义更加深远。

长征是在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实行错误的军事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危局的紧急关头被迫作出的抉择。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企图御敌于苏区之外；继而转为保守主义，与敌人进行阵地防御战，使红军损失惨重，根据地不断缩小，最后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1934年7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反“围剿”斗争，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进行西征，并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拉开了长征的序幕。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11月，红二十五军也因不能打破敌人“围剿”，撤出鄂豫皖苏区，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党政机关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同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由于敌人重兵压迫，也根据红军总部指示，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向西转移。由此，南方红军各部分别开始长征，战略转移由局部发展为全局。由于敌人重兵“追剿”，中央红军原计划在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并在贵州创建新苏区的战略意图均未能实现。弱小的红军只能向经济、交通都比较落后，国民党统治也相对薄弱的中国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转移。这样，红军的战略转移便发展为万里长征。各部红军转移的走向基本一致，形成了途中各部的会师，并由局部会师发展为三大主力会师，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胜利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奠基于西北。

红军这场惊心动魄的远征，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是罕见的。红军长征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但避免了党和红军覆亡的危险，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党的队伍，使党和红军由重压下的战略退却成功转变为开辟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伟大进军，推动实现了中国革命由低谷向高潮、由被动向主动的历史转折。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会有人民军队后来的发展壮大，也不会有中国革命的重新兴起和最终胜利，更不会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长征，无可置疑成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点。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仍为“左”倾教条主义所统治，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从而导致湘江战役的失利，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而“左”倾错误领导人却不顾严峻形势，仍然坚持进军湘西。当时，蒋介石已以20万重兵在沿途重重设伏、张网以待。危急时刻，毛泽东同志建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以避开敌人伏击。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中央多数同志支持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随后，红军出其不意进军贵州，取得节节胜利，把国民党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后面，争取了主动。在挫折和胜利的反思中，党和红军开始酝酿改变错误领导，以彻底扭转被动局面。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深刻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委托毛泽东协助军事指挥。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突破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到达川西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我华北的侵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政治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北上抗日的变化。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靠近华北抗日前线的川陕甘地区落脚，以开创革命新局面，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但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还企图挟党中央南下。为了党和红军的前途，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党中央毅然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此后，在全党和红军官兵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被迫放弃南下错误方针，撤销另立的“中央”，率部北上。党中央同张国焘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斗争的胜利，捍卫了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红军长征的历史功绩，不仅仅在于实现了战略转移、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更重要的是，经过长征的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形成了自己坚强成熟的领导核心。正如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迈出走适合中国国情革命道路的决定性一步，为最终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长征是在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最紧迫任务的情况下发生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后，又把其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地区。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自“九一八”事变始，中国共产党就以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一再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就开始筹划进行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准备。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而奋斗；倡议“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并表示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愿意作为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首先加入抗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全国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兴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方针。会议提出，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会后，党中央开始与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联系，率先在西北达成了停止内战协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西北胜利会师，完成了参加抗战的战略集结。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党的领导下，作为红军继承者的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奔赴抗日前线，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

红军长征，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沿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为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开辟了光明前景。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长征精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风范，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充分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长征精神突破了时代和国度的界限，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与敌人进行了600余次重要战役战斗，几乎每天都有一次遭遇战，但始终打不倒、压不垮，表现出了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红军将士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先后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表现出了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雄心壮志。面对长期缺粮缺衣缺药的极端艰难困苦条件，红军将士宁肯自己挨饿也要把干粮让给同志，宁肯自己牺牲也要抢救战友生命，表现出了团结友爱的风貌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长征铸就的革命精神，已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成为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长征精神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人民心中，长征成了为国家独立、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代名词。长征不仅激励了中国人，也吸引和打动了外国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长征誉为“震惊世界的行军”。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直到今天，长征精神依然震撼、净化着人们的灵魂，许多人自发踏上红军当年的长征之路，体验长征精神的巨大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一代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同时，我们要清醒看到，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前进道路上还有许多新的“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许多新的“大渡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要始终高擎长征精神的火炬，坚定信念，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扎实工作，不断夺取新的伟大斗争胜利，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书写强国强军的时代篇章。

来源：《求是》20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