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有了毛泽东，长征才成为长征——评《一个人的长征》

摄影家、纪录片导演左力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以《一个人的长征》为题的演讲（也有微信号以“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为题发表），在微信朋友圈流传非常广，据说感动了不少人，我也专门找来看了看，却产生了异样的感觉。打个比方吧：有一位朋友从泰国带回来一瓶眼镜蛇酒，每天喝一点，自感身体和精神都日渐强健，有一天他终于喝完了酒，想把瓶子里的蛇拿出来烧菜，却发现那是一条塑料做的蛇。

《一个人的长征》就是这样一瓶塑料蛇酒。塑料蛇，看上去像蛇，但根本不是蛇。《一个人的长征》，听上去像长征，但根本不是长征，而只是一个文艺精英的意淫。

谈长征，提了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人物，却只字不提毛泽东，这不是很奇怪吗？要知道，毛泽东才是长征真正的灵魂，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长征。长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没有毛泽东重返舵手的岗位，长征就不可能成为左力所言红军“从弱小到强大、从幼稚到成熟、从失败到胜利、从落寞到辉煌”的转折点，而只能成为一场真正的溃败，那么“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明不白地消失”的将不仅是一个钱壮飞，而是整个中央红军。

左力似乎在暗示，一个没有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也是可以胜利的（这当然不是事实，王明、博古已经以丧失整个中央苏区为代价尝试过了），夸张的荡气回肠之下，我们看到了对自由派/新右派强势话语的怯懦与迎合——自由派说：毛泽东是邪恶的。左力说：革命本来就没有毛泽东。

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篇章，而中国革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长征所处的历史时代，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旋律是“打土豪，分田地”。帝国主义、国民党政权、土豪劣绅对农民的多重压榨和农民对土地的渴求，激起了冲天的革命巨浪，这才是红军能够战胜一次又一次围剿，并且在长征中历尽艰难险阻而不溃散的基础性原因。

但在《一个人的长征》中，所有这些都只字不提，读者看到的，只有情怀。“他们那一代的身上有着什么样的情怀呢？那就是‘危难当头，我自横刀立马’、‘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魄和勇气。这一代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去传颂吗？”

是的，你非常有情怀，但是农民为什么要为你的情怀去出生入死呢？

英雄可以不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就能获得人民的拥戴与支持吗？你的情怀感天动地，老百姓就该为你的情怀去死？

我不相信！

情怀党，用情怀去解读历史，总是煽情的，但也总是苍白无力的。

用情怀解读长征，长征就变成一次拓展之旅。“长征给我的感受是，树立一个单一而坚定的目标，反而能够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痛苦，都来自于选择太多。”

真是这样吗？目标“单一而坚定”：钱和更多的钱，就“能够成就一段幸福的旅程”吗？如果能，那这些年“打老虎”揪出的诸多贪官则可以成为人生楷模了。

从2009年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开始，银幕和荧屏上，革命似乎成了富家子弟和知识精英的专利，没有底层工农大众什么事了。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出身名门望族，毕业于海外名校，他们出入客厅、酒吧、舞厅，代步则各种豪车、吉普、骏马，他们衣着考究、身手不凡、谈吐风雅、外形俊朗、风度翩翩、剑胆琴心……他们喝着红酒、调着情、听着音乐、诉说着家族恩怨、在上海滩风光旖旎着，一不留神还把国给救了，因为他们肯屈尊救国，国家真应该对他们感激涕零。

《一个人的长征》似乎继承了这一传统，文章的引题就耐人寻味：“他家雇工有1500多人，他却要为国家去奋斗！”（用“国家”来替换“革命”，这是一个不算错误却意味深长的改写）我看了以后，差点就以为中国革命是一些“富二代”的恩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富二代’，而且有的还是超级‘富二代’。”

左力举出了朱德、彭湃等作为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毁家纾难的革命元勋，永远值得我们敬仰！但是，一些“富二代”和已经功成名就的旧精英背叛自己的阶级加入革命队伍，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革命主力是底层工农大众，他们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核心力量。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事实。

把工农红军的长征，改写为精英的长征，是迫于，还是取悦于今天极为强势的精英话语？抑或是潜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

无论如何，左力徒步重走长征路，我要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在此鞠躬了！但我想同时指出的是：走过了长征路，并不见得能够找到长征的精神！左力写道：“我在长征这一路上心里最大的痛点，就是我们共和国的后代对长征的集体遗忘。”是的，这当然是一个痛点，但以记忆的名义而进行的遗忘——比如对毛泽东的刻意遗忘和对中国革命的不经意改写——却有可能制造更多的痛点。

2016年8月26日星期五

来源于红歌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