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奈，“软实力之父”，美国知名政治学家，亚太事务专家，新自由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先后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77年步入政坛，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和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后来重回哈佛大学，曾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现为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

作者丨约瑟夫·奈

转自丨《美国世纪结束了吗？》

中国的崛起

许多分析家们都认为中国是平衡美国、超越美国并终结美国世纪的最有可能的竞争者。

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说：“21世纪将属于中国。”最近有一本书甚至将书名题为《何时中国将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结束和全球新秩序的诞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民调就显示有半数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会在21世纪成为对美国世界大国地位的最大挑战。

对中国力量的大部分预测都基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实际上，中国也还有着其他重要的实力资源。

中国的领土与美国相等，但人口是美国的4倍。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队，250多枚核武器，以及宇宙空间和网络空间方面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数量）。

在软实力资源方面，虽然中国还缺乏能够与好莱坞或宝莱坞竞争的文化产业；它的大学排名并不靠前；而且缺少为美国软实力贡献不菲的非政府组织。然而，它拥有始终有吸引力的传统文化，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数百家孔子学院来推广它的传统文化。

我曾在20世纪90年代写过，中国的迅速崛起可能导致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类型的冲突，他把伯罗奔尼撒战争归因于雅典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所引起的恐惧。政治学家约翰·米尔斯海默直截了当地断言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他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当时德国已经在工业实力上超过了英国，而德皇也在追求一项势必会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的冒险的“世界政策”。

相比之下，中国仍有三个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中国的政策重点主要是在亚洲地区和经济发展上。尽管如此，中国的崛起使人想起了修昔底德的另一个警告，相信冲突必然会发生可能会成为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双方认为最终会与另一方开战，使得合理的军备被对方解读为使其最为担心的恐惧。在这方面，一种可能带来乐观的看法是乔纳森·芬比的判断，中国“不会有经济、政治和人力上的资源称霸世界，即便它希望这样去做”。

经济实力

说“中国崛起”可谓用词不当，用“恢复”更为准确。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落后于欧洲和美国。但在此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经过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8%～10％的高年度增长率使得它的GDP在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显著地扩大了3倍，很多人认为它会很快重新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然而，要达到与美国相等的实力资源，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障碍。目前，按照官方汇率，美国的经济是中国的两倍左右，但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来衡量，中国将很快超过美国。所有这些比较和预测都有点武断，因为它们都基于人们的主观意愿。

PPP是经济学家们在比较不同的社会福利时所使用的一种估测，但它对人口规模很敏感。因此，如果以美元/卢比汇率来衡量第十大经济体印度，它在购买力平价方面将在全球位列第三。但如果以当前的汇率来比较，尽管它们可能随货币价值产生波动，但在估计实力资源时往往更加准确。通过使用PPP能对一个给定的工资在理一次发或买一套房子的价值上做出最好的对比。在另一方面，为一种先进的航空发动机进口石油或零件的成本则以支付时必须使用的汇率才能做出更好的判断。

即使中国的GDP总量超过了美国（不论如何衡量），这两个经济体将在规模上相当，但在组成和复杂程度上却不尽然相同。

中国仍然有广阔的经济欠发达的乡村，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快速的城市化。人均收入提供了一个对经济体复杂性进行衡量的更佳的手段，然而以PPP来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水平的20％，这将需要数十年才能赶上（如果可能的话）美国。

当然，总规模是经济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一个巨大的有吸引力的市场，并成为许多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频频挥动的平衡杠杆的重要实力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发达国家对等。例如，虽然中国的贸易总量在2009年超过德国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仍然担心他们的国家“还没有发展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贸易国”，因为贸易在服务行业内乏善可陈，很多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都低，中国缺少“可与世界贸易强国如美国和德国媲美的顶尖品牌”（排名前25位的全球性品牌中的19个是美国的品牌）。[7]全球性跨国公司中，500强中的46％为美国人所拥有。换句话说，中国的贸易量更大，但与美国或德国对比来说，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另一个例子来自于金融领域。中国已经研究了（包括金融制裁）美国是如何从美元在世界上的作用中衍生出实力的。中国一直试图通过鼓励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融资来增加其财政实力，这一贸易融资的规模现在已占了全球总量的9％，但美元仍占81％。人民币的作用会增加，但在中国允许由国际市场设定其汇率、深入发展出成熟的国内资本市场并伴之以建立起可信任的法律构架之前，它不太可能取代美元。

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并不总是相辅相成……在21世纪20年代，中国可能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不一定是最先进的。美国的复杂性体现在其金融市场的深度方面”。中国的金融市场只是美国的八分之一，而外国人仅被允许拥有其中极小的部分。

技术是复杂性不同的另一个例子。中国取得了重要的技术成就，但很大部分依赖于模仿国外技术重于国内创新的策略。用《南风窗》的话来说，“中国拥有世界工厂的称号，中国拥有的专利数量快速增长并超过了发达国家。但在中国获得的专利大多在整个工业链中并不重要……总之，中国在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依然疲软”。中国人经常抱怨说，是他们制造了iPhone，而不是史蒂夫·乔布斯。贸易额出现在中国的统计数据里，但附加值却显示在美国的数据里。

展望未来，像所有的经济体一旦发达以后所做的那样，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在某个时候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放缓至5％，因为它将减小出于政治考虑而在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所浪费的投资。如果在2020年以后人口问题开始产生影响的话，要维持这样的水平可能会有麻烦。但即使处于低增长率阶段，中国仍然以远远快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速度继续增长。

然而，增长趋势的线性预测可能产生误导，因为当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从引进技术和廉价劳动力中受益时，往往会挑选容易得到的果实摘取，增长速度一般会随着经济发展达到中国目前已接近的人均收入水平（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时而放缓。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铁的定律（正如日本和韩国所证明的），但有一定的规律性，许多国家将会遭遇这个陷阱，如果他们不去创新并改变自己的增长模式的话。习近平主席很清楚这个问题，中国正在努力推行市场改革以避免它的发生。

中国经济正面临从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平等、环境的恶化、大规模的国内人口流动、不尽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和腐败、法制不完善等转型的严重障碍。中国的北部和东部的发展已经超过了南部和西部，31个省份中仅有10个省份的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包括了如西藏和新疆那样少数民族比例较高的地区。此外，中国将开始面对来自20世纪强制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人口问题上的延迟效应。中国的新增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下降，其劳动力规模将在2016年达到顶峰。中国正在非常迅速地老龄化：到2030年老人将比孩子更多。中国对此深为关注，他们的国家正在“未富先老”。

中国计划减少储蓄并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一个显而易见但并不轻而易举的答案，因为老龄化的人口可能会保持家庭的高储蓄率，高额的企业储蓄则反映了某些行业里的特殊利益和有限竞争。而且，虽然中国持有近4万亿美元的世界规模最大的外汇储备，但这难以提高其财务杠杆作用，除非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债券市场，利率将由市场而不是政府决定。中国持有的庞大美元资源也没有赋予它太多的与美国直接讨价还价的能力，因为在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实力取决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中国持有它收到的来自其销售到美国的货品所换回的美元，但美国保持其市场直接议价能力和对中国产品的开放，从而在中国国内创造了经济增长、就业和稳定。尽管有刺激和诱惑，中国并没有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抛售美元。如果中国这样做了，它可能会让美国屈膝，但代价将会让中国躺倒。

中国的政治体制迄今已显示了强大的针对具体目标的实力转换能力。例如，受人瞩目的新城市建设和高速铁路项目。中国能否在较长时期内保持这种能力，对外国人或中国领导人来说还是个谜。与印度在诞生时即有了民主宪法不同，中国尚未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诉求政治参与的问题，这种诉求往往随着人均收入不断上升而上升。是否会如发生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那样，当人均GDP接近1万美元（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时，由经济变化而带来了政治变革？除了美国，中国现在有着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的亿万富翁，有钱人不只是越来越富，而且正通过“牺牲这块土地上最穷的人的利益致富”。

军事实力

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军费开支可能也将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大约是GDP的2％（美国一半的水平），但中国的GDP增长迅速。中国官方2014年军事预算的1320亿美元大约是美国军事预算的四分之一，但中国军费开支的统计数据并不包括美国国防预算中列出的许多项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又在官方数字上增加了200亿～300亿美元。经过一段时期的低投入后，中国在1989年至2009年期间的官方军费预算每年都以两位数在增加，2013年的增长达到了12％。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是一支技术落后、专注于在陆地防御的军队，而如今已经演变成了更为现代化的武装，在东亚区域重点对抗美国的干预。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军事支出中11％的份额远低于美国的39％。以目前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军费开支可能在2020年达到美国的一半，在21世纪中叶接近美国的水平。但在累积的现代军事装备储量上，即便不计入美国的盟国，美国对中国至少也保留着10∶1的优势。

中国尚未开发出显著的全球军力投放能力，虽然在其沿海地区增加了使美国海军作战更加困难的能力，但是发展一支有航母战斗群的蓝色海军的复杂进程才刚刚开始。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依赖中东石油，海军力量是油轮顺利通过东南亚马六甲海峡的关键，而美国海军仍将在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美国拥有长期在全球演练经验的十个航母战斗群，仅拥有一艘翻造的乌克兰航空母舰（另有两艘正在不同的规划阶段之中）的中国仍然落后了几十年。中国正在研制两类第五代隐形战斗机，但同样不具备美国所拥有的全球影响力。

在全球层面上，中国拥有数量有限的洲际弹道导弹，并一直以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在太空和网络空间发展非对称冲突的能力，但在这些领域里它仍然不能与美国同日而语。而在传统军事力量方面，中国缺乏同盟、海外基地、远程物流和美国军队所有的远征经验。美国有24万部队布设在几十个国家，而中国主要从事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仅有几千人。

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国不会很快成为全球军力投放的对手而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在战机、潜艇、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方面的投资已经增加了美国在靠近中国海岸的海洋中进行军事干预的成本。全球军事影响力不应该与地区的军事效应混为一谈。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如果美国希望继续安抚在该地区的盟国，就需要减少美国军队在面对中国的区域拒入策略时所出现的漏洞。这将需要昂贵的投资，如可以从航空母舰甲板起飞的隐形无人机、具有更强对陆攻击能力的潜艇、地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更富有弹性的小型卫星系统，以及网络攻击能力。

软实力

在2007年，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告诉中国共产党，中国需要增加其软实力。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崛起的大国，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可能促使受惊吓的邻国形成制衡联盟。一项聪明的包括软实力的策略，将使中国看上去不那么可怕，使制衡联盟功效更差。

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于三种资源：文化（也就是对他人有吸引力的地方）、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和国外都不背弃这些价值）和外交政策（当它们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的权威时）。然而要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明智的策略并不容易。

此外，美国的软实力大部分是由民间社会产生的——所有的一切来自于高校和基金会，好莱坞和流行文化——而不是来自于政府。有时候美国能够因为持批判态度和未经审查的民间社会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其软实力，即便政府的行为——如入侵伊拉克——以某种方式破坏了软实力。但在有智慧的实力战略方面，软和硬是互为因果的。

在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沈大伟的《中国走向全球》一书中，他详细介绍了中国如何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展开一项魅力攻势，以提升其软实力。中国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并不像西方的援助那样受到机构或人权问题的限制。中国方式强调高调的姿态。然而就所有的努力而言，中国的投资回报率有限。民意调查显示，有关中国影响力的意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是积极的，但在美国、欧洲、印度和日本等大国中却以负面意见为主。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是一次软实力的成功，2009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也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过，中国在以为政府是获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上犯了错误。在当今世界上，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关注度，而关注度取决于公信力。软实力的发展不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所有的国家都可以从寻找彼此的吸引力中获益。

中国的战略与美国的反应

目前这一代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国内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一直专注于经济发展和他们称之为“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时代在变化，实力往往促成自傲，食欲有时候会随着进食而增长。马丁·雅克认为：“崛起的大国无一例外最终会使用新近发现的经济实力来扩展他们更为广泛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就是作为一个霸权国家的含义，中国必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中国领导人推出了这样一种说法，中国从未侵略过邻国或有过“霸权主义行径”。但是，正如外交部长杨洁篪2010年在东盟会议上所说的那句名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都是小国，这只是一个事实”。

传统上，中国把自己视为东亚国家朝贡体系的中心或“中央之国”，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将寻求重新创建这样的秩序。其他人如约翰·伊肯伯里，认为当前的国际秩序具有开放性和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有能力吸纳中国，而不为中国人主导的秩序所代替。不管是霸权还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国”，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对扮演全球主角只迈出了一小步。

一些分析家们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在短期中取代美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在长期内得以挑战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还有人说，中国寻求分割太平洋，并将美国的存在逐出其海岸岛链（包括日本）之外。许多专家不同意以上这种看法，认为这样的简化并没有对中国意图做出准确的评估。中国从现行的国际体制秩序中获益良多。尽管中国人本身也无法了解未来数代人的想法，中国还是想让现行的国际体制秩序有一些改变。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将具备足够的军事能力来实现雄心勃勃的梦想，这种揣测是令人怀疑的。代价是需要考虑的。当菜单上没标价格时，就很容易放纵自己的胃口。中国领导人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反应，考虑由他们自己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以及对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需要而带来的限制。一种过于外向的中国军事姿态可能会在该地区的邻国中产生一个同时削弱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反制联盟。

中国不太可能成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同等对手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在亚洲挑战美国，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中国实力在亚洲的崛起将面对印度和日本（以及较小的邻国如越南）的竞争，这将为美国提供一个很大的实力优势。1996年的克林顿-桥本宣言重申美日同盟是稳定冷战后东亚的基础，这对中国的雄心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同样还有美印关系以及日本和印度关系的改善都会影响到中国。这意味着在该地区的大国政治游戏中，中国不可能轻易地逐走美国人。从实力的角度来看，在规避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而可能出现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时，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国家可以共同向中国提供扮演一个负责任角色的回报。

美国的反应

展望未来，悲观主义者预测因为中国变得更加强大并寻求将美国逐出西太平洋，冲突即将发生。一些人认为，冲突可以通过美国将其活动主要限制在东太平洋海域，接受影响力的半球划分而加以预防。但是对于中国的崛起做出这样的反应会破坏美国的信誉，并使得区域内的国家随波逐流，而不是平衡中国。这样的策略可能确实呈现了美国世纪结束的开始。相反，美国的继续存在可以加强区域内国家自然的平衡反应，并帮助塑造一种环境，鼓励中国采取负责的行为方式。

应对中国崛起的合适政策必须平衡现实和一体化。当克林顿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第一次考虑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时，就有评论呼吁要在中国变得太强大之前采取遏制政策。

有两个原因使这样的建议被拒绝了。首先，不可能形成一个反中国联盟，因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希望（现在仍然想着）同时与美国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样的政策会不必要地使中国肯定变成未来的敌人。相反，美国选择了一个可以被称为“整合加保险”的策略：中国被迎进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同时重修美日安保条约以确保不让中国成为一个霸王。如果一个崛起的中国向四周施压，那将驱动邻国寻求平衡它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

这是评估美国和中国相对实力的一个关键点。阎学通就关于中国怎么才能打败美国写道：“为了中国的崛起而建立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北京需要发展出比华盛顿更优质的外交和军事关系。没有一个主导力量能够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核心将是看谁拥有更多高品质的朋友。”目前，美国得益于它的关系网和盟友而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华盛顿有60个条约同盟国，而中国一个都没有。在政治走向上，《经济学人》估计世界上最大的150个国家中的近一百个倾向于美国，只有21个反其道而行之。

2011年，美国宣布了针对亚洲这一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部分的区域再平衡战略。一些中国人认为奥巴马政府对亚洲的“再平衡”战略是某种形式的遏制。然而在冷战政策之下，美国与苏联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社会接触，但它现在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还有27.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习。为中国的决策塑造环境而不是遏制，是对美国战略的一个更为准确的描述。

一些分析家们把中国看成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正急于在其国力增强时推翻现存的国际秩序。但中国并不是一个像上个世纪的纳粹德国或苏联那样的完全成熟的修正主义国家。虽然它已经创建并加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动了适合其需要的区域性组织的发展，但中国从现有的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其他许多机构那里受益匪浅，因而不会急于去破坏它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中国在稳定金融危机方面发挥了作用。欧洲、日本和印度都是实力大国，他们帮助塑造了一种国际环境以鼓励负责任的行为，而中国关注自己的声誉。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抵制这种压力将使它处境更佳。

此外，科技和社会的变化增加了全球议题，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这样一些重要的跨国问题。这些问题所代表的不是国家之间的实力转移，而是实力从政府手中向外扩散。应对这些全球性的威胁需要深化包括中国、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在内的政府间合作。

中国渴望在东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美国对亚洲盟国的国防负有承诺。错误估算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意识到中国的经济成熟水平将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接近美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德国曾紧追英国的脚步（并在工业实力上超过了英国），但在全球范围的整体军事、经济和软实力资源方面，美国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仍然领先于中国。此外，中国不可能采用像德国皇帝那样的政策，过于冒险的政策会使其国内外的收益和稳定饱受风险。

换句话说，美国比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有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好它与一个崛起的大国的关系，而中国将会从克制中获益。太多的恐惧可能来自于自己吓自己。美国和中国是否能管理好他们的关系则是另一个问题。人为错误和误判总是可能的，但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场局部战争将是可以避免的。中国在全球的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还远不能标志着美国世纪的结束。

来源于于建嵘的东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