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打开电视或上网看新闻，常看到：

“航班延误，游客围攻机场工作人员”

“机场爆炸”

“商场砍人”

“孩子被摔”

“城管打死人”

…

社会时常显出浓重的戾气。我们不能只简单谴责这一戾气横生的现象，也不能指望肇事者被惩罚就万事太平，此刻，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戾气的根源在哪里。

我觉得以下三个因素可以涵盖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

第一个，来自不信任。

现在中国巨大的信任危机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飞机飞不了，如果说是空管原因或是天气原因，可能没有乘客会相信。他拿起电话一打，一听说北京天气好着呢，就急了，说北京天气好着呢，你怎么撒谎？

我无意替中国的航空公司解释，的确，它们的服务有时会让我非常难以忍受。但是我仍要替它们申述一点：

中国的空中空间给民航的比例只有17%，民航也有它非常委屈的一面，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撒谎。

撒谎导致公众不信任，所以公众就会产生焦虑，如果彼此信任的话就会心平气和得多。

第二个，来自中国人的“怕吃亏”。

人太多了，所以都怕吃亏。

我买了票你不让我走，那我不冤死了。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中国人已经非常习惯直奔目的。

干什么事都是直奔目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尤其是旅游。

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我从来不习惯那种直奔目的地的旅游。有一次在厦门鼓浪屿，几乎所有的游客，一到鼓浪屿就会直奔日光岩，到了那儿，爬几步照完相转身就走。而我离开日光岩不到100米，走进鼓浪屿的巷子里，突然看到另一个鼓浪屿——最美的鼓浪屿在巷子里。

其实很多风景都在意料之外，但是大家都直奔目的地了。

有个外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跟着中国旅游团游欧洲》，他跟了一个中国的旅游团，八天十国旅游。八天十国旅游，这在国外是没有的，只有我们中国有。

我们还有世界公园，一个公园里边有50多个国家的标志性建筑，一天就能游完。

我们太想直奔目的地了。

这就是过去物资匮乏所导致的一种急于拥有的心态。

但是要忍受它是一个过程，慢慢地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抛弃这种生活方式，抛弃这种节奏。

机场上安静的人会多起来，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一听“延误”，就心平气和地转身拿出一本书。有的时候他可能突然还会“感谢”——幸亏今天飞机晚点了，我才把这本书认真地读完了。

如果未来有一天，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具备这种心态，一切就会好得多。

每个人的幸福和焦虑都与大环境有关，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是原告也都是被告。

卖猪肉的人用喂了瘦肉精的猪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买了馒头，没想到馒头被别人染了色；卖了染色馒头的人，兴高采烈地去给孩子买奶粉，结果里头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害别人，而每个人又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怎样去建立一个良性循环？我想有三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公平、民主和信仰（或者叫希望）。

第一，没有公平就不可能让大家觉得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

不公平就会有愤怒，就会有焦虑，用一句形象一点的话来说，我希望全中国人民都成“富二代”。当所有的人都富起来的时候，财富就没那么重要了。

就像大画家董寿平，他后来之所以成为大画家，是因为他们家太富了，他却只喜欢画画，把财产全扔了，一心画画，成了大家。如果他家庭不富裕，他能扔掉财富吗？他会成为大画家吗？

当中国人都成了富人的时候，生活会静下来，这需要公平，规则的公平，各方面的公平。

第二，是民主。

只有民主才能让全社会的信任建立起来，因为我参与其中了，就像陪审团。

中国现在也慢慢开始让民众的意见参与进来，你参与其中了，才会拥有更大的信任感。

最后一个，就是信仰（或者叫希望）。

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与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抵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

我觉得中国有很大的焦虑、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确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中国只有1亿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信仰，剩下的都是临时抱佛脚。

中国人走进寺庙或者道观，目的非常明确——没孩子，去找观音；病了，进药王殿；缺钱，拜财神爷。另外，中国人还发明了“许愿”和“还愿”这一说，信仰全是临时的，千百年来都这样。

当然，必须强调，在中国，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们内心要建立一种信仰，就是要有所敬畏。改革开放30多年，欲望面前，信仰的核心是敬畏。

敬畏是两个词：尊敬和畏惧。因此，我一直把它比喻成一条大河两边的河堤，这边是敬，那边是畏。如果河的堤坝足够高，不管河流怎么波涛汹涌，都不会泛滥成灾。一旦敬畏的河堤不在了，或者变低了，欲望的河流就会奔腾泛滥，带来无数灾祸。

人一定要活在希望之中，只要有希望、有信仰，人就不会那么焦虑。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命题。

转：猫眼看人